此前不久美軍參聯會主席馬克·米利上將在國會參議院質詢會上論述了他眼中“解放軍的六大優勢”，參聯會主席實際上擁有美國三軍統帥的地位，也就是美國武裝力量的武官體系中最高的地位。

馬克·米利其人也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就穩定美國國內局勢防止政變做出了重大貢獻，那麼像必也是足智多謀之輩。

馬克·米利對他認為的解放軍存在的六大優勢進行了系統、充分的論述，他認為的六大優勢包括：

第一，解放軍擁有清晰的發展方向，這個方向就是以美軍為假想敵，服務於中國國家戰略力圖在東亞地區取得軍事優勢態勢的目標。

在這方面美國處於劣勢，因為美軍的發展戰略目標相對分散，既要考慮在傳統熱點地區（阿富汗、敘利亞、伊拉克）的治安戰需求，還要考慮在歐洲地區與俄羅斯可能的大規模軍事衝突。

甚至還要考慮未來在拉美地區對親華國家的干涉戰爭，如此分散的戰爭目標與預設的戰爭場景，對美軍的裝備發展與體制建設提出了諸多彼此矛盾又彼此相關的要求。

比如說圍繞治安戰與干涉戰爭需求的美軍輕裝甲作戰單位並不能適應在東歐地區大規模衝突的需求，而為對抗俄羅斯建設的重裝甲部隊也無法在其他地區發揮作用。

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現在美國對一支擁有較大規模、裝備精良，能夠適應各種複雜場景的精銳陸軍的需求愈發明顯，但軍費並不能太多地向陸軍傾斜。

海空軍需要巨量的經費在十年內完成軍隊現代化，因此只能在這些需求上進行取捨，宏觀上這些問題體現為美軍軍費不足、軍隊發展迫切需要大量財政資源支撐的現狀。

而在這方面解放軍優勢明顯，因為預設戰場單一，主要也就是中國的東海、南海以及更遠一些覆蓋整個第一、第二島鏈的區域，中國得以將軍費集中在海空軍。

第二，馬克·米利還認為“隨著時間推移，雖然現在解放軍的軍費看上去遠不及美軍，但實際上解放軍能夠獲得的資源並不一定遜於美軍”，這是因為拜登政府給予美軍的軍費支持遠遠不足。

舉個例子，我們知道現在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是所謂的“新冷戰戰略”，在很多方面與幾十年前美國對蘇聯的冷戰政策相似，但實際上因為財政的限制他們很難將很多設想付諸於現實。

冷戰初期美國財力最盛的1950年代與冷戰高峰期的1980年代，當時美國年軍費開支以每年超過20%的水平增長，但幾十年的後的2022年，拜登使勁薅羊毛才給美軍增長了4%的軍費。

那個時候美軍新開一批項目，軍費在兩三年時間里翻倍是常態，而如今的美國政府在財政方面已經很難滿足軍隊的大胃口了！而且有限的財政支出還要受到製造業縮水的困擾，軍費投入並不那麼容易被有效利用。

2009年是自1930年後美國製造業規模最萎縮的一年，在這一年美國的製造業從業者人數不超過1000萬，而在經歷了奧巴馬、特朗普兩任總統辛勤耕耘迴流製造業後，這個數字在2017年才勉強爬回了1941年美國卷入二戰前夜的水平。

儘管錶面上看美國維持了一個技術上比較先進的製造業框架，但仍然改變不了製造業整體產值上被中國遠遠地甩在後面的事實。

而且現在中國的製造業發展也沒有停下，每年全球製造業產值增加值的三分之一也都來源於中國，中國維持著兩倍的增速。

在討論這個問題上時候我想指出一點，就是不要將GDP作為主要參考指標，因為GDP是一個資本主義邏輯下的概念，GDP計算的是交易過程中的貨幣交換的過程而非商品的產量。

這就導致了發展第三產業（金融、服務業）能夠迅速地撐起GDP，而著眼現實的第一、第二產業（原材料、製造）貢獻GDP並沒那麼高。

中國為什麼最近幾年GDP增速在下降？除開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範圍內的經濟下行以外。

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中國最近幾年的總體經濟政策是著力於第一、第二產業，而刻意壓制了能夠大量貢獻就業崗位、增加交易量、貢獻GDP但對於國家工業實力（戰爭潛力）沒多大作用的第三產業。

中國的GDP構成中，服務業、金融業的貢獻比例遠不如美國，在製造業、原材料等領域中國的優勢是極其巨大的，所以普京會說“在2017年基於平價購買力中國經濟總量就超過了美國”。

這就是為什麼馬克·米利會說“解放軍未來獲得的資源會超過美軍”，因為明面上的軍費對比雖然看上去美軍錢很多，但問題是這些錢能夠換來什麼？

要是中國經濟體系跟美國差不多的德行，現在這點軍費也絕對不夠解放軍擴軍的需求。

第三，馬克·米利認為美軍未來會缺乏足夠的人才，但解放軍並不缺乏人才。

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擁有絕對優勢的總人口，而另一方面是因為現在的美國，頗有“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意思，對於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來說，軍隊的待遇根本不能與新興產業相提並論，美軍的待遇倒也不算差，但能吸引到的主要還是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那部分人。

比如說現在的美國陸軍的平均教育水平就不如解放軍，絕大部分基層士兵並沒有接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陸軍的大頭兵們，能上完高中就已經算是比較好的人才了，相比之下解放軍已經逐步將主要人員構成的要求提高到專科、本科這一級，最近幾年大部分新簽士官都擁有本科以上學歷。

第四，馬克·米利認為中國海軍是未來發展潛力最強的一個軍種，相比起空軍，中國海軍坐擁著強大的本土造船業（中國造船業在全世界占比過半以上）。

因此中國海軍的造艦成本很低，而與之對應的美國海軍當下麵臨製造業萎縮與軍費低迷的影響，大部分軍艦服役時間都超過25年，高齡服役帶來的負面影響包括“較高的事故率”、“較為頻繁的維修整訓”。

第五，馬克·米利認為中國在國際上的中立外交姿態導致解放軍並不需要像美軍那樣耗費大量資源進行海外部署，這有利於解放軍縮短自己的新陳代謝周期，在人事與裝備更新層面優勢顯著。

第六，馬克·米利認為：在國際形勢動蕩的2020年代，全球政治形勢日益惡化導致原本在過去幾十年足夠滿足美國戰略需求的海外軍事力量如今正捉襟見肘。

無論是中東地區還是歐洲地區，各國的軍費投入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長，而與此同時還有很多以往沒有的高技術裝備流入國際市場。

未來核擴散、高超音速導彈技術在國際上的擴散風險已經不能無視，除開針對中國以外，美軍還需要在全球範圍內都強化軍事存在。

其實俄烏衝突同樣也在涉及核武器的領域動搖了美國的國際秩序，長期以來“核不擴散”這個共識一直得以維持的根本原因。

其實是在於大家都很清楚：擁有核力量優勢的大國，在一場常規戰爭中幾乎不可能輸給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一般國家。

事實上無論是美國還是俄羅斯，拋開強大的核力量，他們的常規軍事力量也是非常強大的。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美國還是俄羅斯他們在對抗的過程中給一個小國提供核武器都毫無意義，因為這並不能改變戰爭的結果，反而還會增加大規模核戰爭的風險。

但如今俄烏衝突朝著並不利於俄羅斯的方向發展，無論是美國還是俄羅斯，在當下的環境下都有了向外擴散高價值的軍事技術乃至於核技術的動機。

所以未來在全球範圍內，一些比較複雜、先進的軍事技術的傳播發展可能性很大，比如說某一天伊朗這樣的國家也可能突然擁有先進的彈道導彈與反隱身雷達等裝備，這對於要在全世界維持軍事存在的美國並不是好消息。

最後他還悲觀地指出：在高新技術領域美軍面臨的競爭也非常嚴峻，比如說高超音速領域，現在美國在這一領域不僅完全落後於中國，甚至還比不上俄羅斯。

而高超音速技術是下一代核武器投送平臺的關鍵技術，相比起在大氣層外依靠慣性作固定航線機動的彈道導彈，在大氣層內以10-20倍音速高速飛行，並且依靠氣動力進行專項的高超音速導彈擁有無與倫比的優勢，幾乎無法被攔截。

如果美國在未來5-10年無法取得高超音速技術的突破，那麼屆時就算擁有紙面上的核彈頭數量優勢，但總體上的核力量也無法對中國取得優勢。

要知道2020年俄羅斯的工業產值其實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但饒是如此，俄羅斯竟然能在高超音速技術上領先美國，問題並不是單純的軍費投入不足那麼簡單。

因為現在美國國內甚至都找不出一家研發大氣層內高超音速飛行所需要的彈體外殼隔熱瓦的企業。

美國已經沒有整套的高超音速飛行器的相關研發、製造產業鏈了，而現在美國在這一領域技術的最先進水平，其實只相當於中國國內普通高校的水平。

我們知道中國對高超音速技術是非常重視的，國內很多高校的科研院所都有相關項目，而這些院所的項目其實都是“非官方”的，就是說自籌資金，自己研製，和解放軍的現役裝備與新裝備發展項目沒任何關係。

這些院校開發出來的高超音速飛行器普遍都能達到4-5馬赫的飛行速度，也就是和美軍此前試射的那些高超音速飛行器相似的水平，甚至還更可靠，因為直到2022年美軍沒有進行過任何一次完整的高超音速導彈試射。

這就是當下美軍的一個處境：雖然擁有巨大的存量優勢，但是這些存量優勢並不能持續很久。海陸空三軍大量的技術裝備需要更新換代，但軍費根本不夠用。

美國政府確實制定了針對中國的“新冷戰政策”，但美國政府並沒有足夠的財政實力提供這些政策所需要的大量資源，甚至此前不久好鬧出了美海軍水兵欠薪事件，拖欠了大批美軍水兵的出海津貼等薪金。

相比之下他們鼓吹“中國擴核”這反倒還是一個不成立的話題，因為中國擴核的速度對他們還遠稱不上急迫，中國擴核可以參考中國核電發展規劃，預期是到2035年達成階段性目標。

但這些問題，其實美國政界可能並沒有那麼關註，現在他們更關心的還是自己的前程，特朗普確實是被趕下臺了，但美國政治並沒有趨於穩定，拜登在內政上並沒有很好的作為。

而拜登雖然口頭上說自己要連任，但以他的身體狀況，很難讓人放心2024年的時候他能參選，而現在時間距離2023年並不是很遠了，再過十幾個月就是美國的大選年。

比起給軍隊攢出超過萬億美元的軍費，圍繞總統寶座的權力之爭更加重要，更何況要是沒有權力也拿不出這麼多軍費，至於說當下美國軍隊發展的困境如何解決，那就是美國政壇權力鬥爭結束之後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