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齊然

編輯/漆菲

十年前，烏克蘭的最高拉達（議會）可能還是世界上打架打得最多的議會之一。

2010年12月，圍繞著時任總理季莫申科的爭議，幾十名不同黨派的議員在最高拉達上大打出手，場面之混亂令人記憶猶新，以至於有烏克蘭網民後來找到這則網絡視頻懷舊，併在下方留言說：“（那時候）簡直是傳奇年代，現在太少見了！”

同樣令人記憶猶新的是，2014年時，烏軍面對俄軍對克裡米亞的進攻，幾乎毫不反抗就倉皇交出整個半島。以至於烏克蘭民間許多人相信，那場危機中，讓國家不至於亡國的是幾名烏克蘭寡頭——傳說是因為他們調動了私家武裝，在第聶伯羅一帶抵擋住俄軍的前進，才沒讓後者拿下第聶伯河以東的半個烏克蘭。

長期以來，烏克蘭給外界留下的都是“失敗國家”的印象。2021年烏克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為4836美元，同年俄羅斯為12195美元，波蘭則有18000美元。倘若把歐洲各國人均收入用地形圖的方式呈現，烏克蘭是一個凹陷下去的盆地。

未曾想，俄烏戰事爆發後，烏克蘭非但沒有一擊即潰，反而展現出一副“軍事強國”的形象，能在一些地段抵擋住俄軍主力的攻擊，還能反擊奪回多座城市。而在俄軍對基礎設施的襲擊中，烏克蘭的鐵路、運輸、能源和城市服務也一直努力維持運行，曾以腐敗著稱的政府部門更是展現出驚人的韌性和適應力。

2023年2月20日，美國總統拜登突訪烏克蘭，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

當地時間2月20日，戰事將滿一周年之際，美國總統拜登對烏克蘭進行了事先沒有宣佈的訪問，表示繼續擴大對烏克蘭的軍援。這讓外界將目光再度投向烏克蘭。

烏克蘭究竟發生了什麼？以“素人”身份、代表著反建制力量的總統澤連斯基在2019年上臺後推動的改革，在戰爭中又走向何方？

如今走在街頭，不再擔心被索賄

烏克蘭在軍事方面的改變，早在俄烏戰事爆發前就開始了。該國於2014年恢復義務兵役制，並動員成千上萬公民加入民兵組織。同年，烏克蘭還成立國民警衛隊。與此同時，北約決定支持烏克蘭武裝部隊進行緩慢但具有決定性的轉型。

2014到2019年間，時任總統波羅申科在頓巴斯“輪戰”鍛煉烏軍戰力，2019年以來，現任總統澤連斯基又在軍備領域開展了種種整頓措施。

但值得關註的還有一件事：過去十年來，從警察，到司法，再到行政效率方面，烏克蘭開啟了不少改革，多多少少改變了原先典型的後蘇聯式社會面貌。正是這些改革，在當下構成了戰爭中社會韌性的一部分。

如今，當被問到如何評價2004年“橙色革命”以來的歷任領導人時，烏克蘭人會將他們挨個數落一番：

尤先科（2005-2010年擔任總統）對俄羅斯過於軟弱，對內也沒什麼政績；季莫申科（2005-2010年兩度出任總理）是富商、機會主義者，沒有自己的立場，對國家不負責任；亞努科維奇（2010-2014年擔任總統）一開始比季莫申科顯得更務實，但很快就把國家的關鍵位置交給了自己的頓巴斯幫派成員；波羅申科（2014-2019年擔任總統）算是有些想法，但過於“見錢眼開”……

然而，擁有精英背景、現居基輔的烏克蘭人亞歷山大（Oleksandr）向《鳳凰周刊》表示，人們低估了波羅申科時代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實際效果。在他看來，波羅申科至少成就了兩件對烏克蘭社會至關重要的改革：警察改革和司法改革。

烏克蘭前總統波羅申科

蘇聯解體後的二十年間，烏克蘭地方工業多由寡頭巨富控制，他們之下又有層層被庇護著的地方幫派，使得當時社會上人人都要同幫派打交道。

家住烏克蘭南部的麗薩（Lisa）現年25歲，有一個做警長的母親。說起童年生活時，她記得大人們總說，“無論做什麼，都要打點好幫派分子”。

警察系統內部也有不少人和幫派分子勾結一氣。除了幾宗震驚全國的警員犯罪事件之外，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隨時會遭遇基層公務員索賄。“以前，警察可以隨便在街上攔住你，找個理由找你要錢。”麗薩說。

2015年波羅申科當選總統後，大手一揮引入“外援”——他在基輔大學的老同學、格魯吉亞前總統薩卡什維利，以及多名格魯吉亞官員。波羅申科想借鑒同作為後蘇聯國家的格魯吉亞的改革經驗，更新烏克蘭的行政、司法和國家機器。

利用這些沒有本地人脈網絡的“空降官員”，尤其是委任內務部副部長、年僅36歲的格魯吉亞官員茲古拉德茲（Eka Zguladze），波羅申科推行了積極進取的警察改革。

這套改革的設計是：先在歐洲的培訓支持下打造一套全新的巡警系統，招募受過高等教育、之前沒在軍警部門工作過的人，以清洗最為腐敗的巡警和交警部門；原先的警員則需經過正式考試、經濟審計和財產披露後重新上崗，並由其他部門抽調的人員對其進行考核。其間，民間組織和個體也可以提交對警察腐敗和瀆職的申訴。

這套改革初時雷厲風行，2015年開始，約有11%的烏克蘭警察直接下崗，包括5%的高級警司，還有不少警官被查辦。

烏克蘭建立新的巡警隊伍，被認為是該國與腐敗決裂最明顯的標誌。

類似麗薩這樣的年輕人認為，警察改革是波羅申科“唯一做成的好事”。在她眼中，波羅申科最終還是和其他寡頭政客一樣，陷入腐敗和唯利是圖的循環中。

這也是事實。2016年，薩卡什維利不客氣地指責波羅申科參與並包庇腐敗，激怒了後者，兩人隨後分道揚鑣。包括警察改革在內的制度改革力度也由於觸碰到更多人的利益而顯得虎頭蛇尾。

儘管如此，亞歷山大仍舊認為，波羅申科為澤連斯基留下了些許正面的政治遺產。除卻警察改革，其利用司法改革部分清洗了腐敗的司法系統，提高了烏克蘭的司法獨立性，不再由議會任命法官，從而脫離了最高拉達的政治惡鬥。“至少，如今走在烏克蘭街頭，不那麼擔心被警察索賄了。”

而在麗薩的記憶中，警察改革開啟之後，街頭的幫派活動少了許多，她和丈夫經營的鋪面雖然依然會遇到一些幫派分子收取保護費，但相比1990年代不可同日而語。

到了2019年澤連斯基上臺，除了繼續推動反腐和制度改革，也努力推動數字化改革。澤連斯基希望借助更年輕的官員和新的政務系統，繞過傳統官僚和寡頭們，達到更直接、更透明和更少腐敗的施政效果。

上任以來，他任命了29歲的費多羅夫（Mykhailo Fedorov）擔任烏克蘭數字化轉型部長。後者在任內推動一體化的“Diia”政務系統，開放在線辦理上百種文件和政府服務，又對部分IT業務採取最低稅率，簡便審批流程和行政手續。

烏克蘭數字化轉型部長費多羅夫

“我們的電子政務系統要比歐盟高效得多。”這是在烏克蘭常常聽到的一句話。電子化政務、能夠用手機展示的電子身份證件，成為人們對澤連斯基前三年任期的突出記憶和新的自豪感來源。

澤連斯基借戰爭加速去寡頭化

2019年5月，當喜劇演員澤連斯基攜自己的“人民公僕黨”，以黑馬姿態當選烏克蘭總統時，許多人懷疑他只是烏克蘭著名寡頭科洛莫伊斯基的傀儡。

究其原因，澤連斯基的電視喜劇成名之作《人民公僕》，是由科洛莫伊斯基擁有的電視臺製作和放映的。幾乎所有人都在盯著澤連斯基和科洛莫伊斯基，認為他們之間“有事情”。

澤連斯基（左）和科洛莫伊斯基

但三年過去，很少有人再相信這一論點了。就在2022年年底，澤連斯基政府查處了科洛莫伊斯基的一系列財產，併在2023年初清查了他的住宅。與之類似，多名烏克蘭寡頭的財富和權力地位在戰時急劇收縮，一些人背負官司乃至流亡國外。

如果沒有這場戰爭，如此變化恐怕難以發生。2020年4月，烏克蘭非政府智庫拉祖姆科夫中心（Razumkov Center）做過一次民調。調查顯示，烏克蘭人總體來說並不相信政府。其中多達66%的人不相信議會，56%的人不相信警察。這間接反映出，澤連斯基的初期施政沒能帶來很大改變。

然而，隨著戰事爆發，烏克蘭政府獲得了比平時更多的緊急權力。與此同時，戰爭使得蘇聯解體後一直左右烏克蘭政局的寡頭們的財富急劇縮水。

根據《福布斯》烏克蘭版的統計，截至2022年11月，曾經的烏克蘭首富、頓涅茨克礦工足球隊老闆艾哈邁托夫的財富從137億美元縮水到43億美元，蒸發了三分之二；科洛莫伊斯基的財富從18億美元降至10億美元；同樣作為寡頭的前總統波羅申科，財富從16億美元降至7億美元。這讓寡頭們難以獲得像此前那般的社會資源以介入政治。

澤連斯基政府還趁勢國有化了一部分由寡頭掌握的經濟命脈。比如，由科洛莫伊斯基和博戈柳博夫等寡頭控股超四成的烏克蘭最大油氣開采公司Ukrnafta、由富商格裡戈里申控股的扎波羅熱變壓器廠（Zaporozhtransformator）、已被通緝的富商日瓦戈所擁有的重型車輛製造商AvtoKrAZ等企業，都在去年年底實現了國有化。

博戈柳博夫和科洛莫伊斯基

澤連斯基還“乘勝追擊”，推出寡頭管製法，要求寡頭們必須在政府系統中登記註冊。在美國智庫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高級顧問米納科夫（Mykhailo Minakov）看來，澤連斯基藉著戰爭加速了一直想推動的去寡頭化政策。

打擊寡頭之外，2022年底開始，烏克蘭政府還推動一系列反腐項目。去年10月，烏克蘭國家銀行行長舍甫琴科被解職並調查腐敗問題。

這隻是開始。到了2023年1月，澤連斯基在政府內部掀起一場反腐風暴。一個月內，多名政府高官因為腐敗原因被撤職調查。負責烏軍後勤的國防部副部長沙波瓦洛夫因高價為部隊採購食品醜聞提出辭職；副總檢察官西蒙年科因私自在去年年底去西班牙度假而被撤職；基建部副部長洛金斯基因卷入賄賂醜聞而辭職。

這些弊案仍在發酵——2月1日，相關機構搜查了寡頭科洛莫伊斯基的住宅，調查他的企業和有關政府部門與銀行的腐敗勾結問題。

2023年2月1日，科洛莫伊斯基（臉部被打碼者）被“抄家”。

這一系列行動顯然是有意為之。烏克蘭國安局負責人瓦西爾·馬柳克（Vasyl Maliuk）在一份聲明中說：“每一個膽敢傷害烏克蘭的罪犯，尤其是在衝突時期，都必須清楚地知道我們會給他的手戴上手銬。”人民公僕黨議會黨團主席阿拉哈米亞（David Arakhamia）則說，“如果有人沒準備好改變，國家就會幫助他們改變。”

加強反腐之際，澤連斯基還提到，該國政府正在致力於“新的改革”，包括改變社會、法律和政治現實等，使其“更人性化、透明和有效”，以匹配歐盟的要求。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安娜·皮索內羅 (Ana Pisonero) 曾在1月表示，反腐敗措施是“加入歐盟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

變化的確在發生，但這並不意味著過往的積弊就能快速清除，更不必然意味著一旦戰爭結束，烏克蘭就能迎來一個更好的社會。

一系列社會改革亟待推動

行政和司法的改革只是烏克蘭社會變革中的一部分。同樣重要且困難的，是整個後蘇聯空間的社會變革。某種程度上，這種變革將為戰爭陰霾中的烏克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能量。女性地位便是其中之一。

戰爭爆發後，烏克蘭女性大量報名參軍。據官方統計，戰前烏軍中女兵比例約為20%，如今估計更高。女性的加入，為烏軍提供了更多人力和社會資源。但與此同時，烏克蘭社會對女性權益的支持不足是一個固有問題，想讓女性在各個領域發揮更多作用，烏克蘭社會必須做出轉變。

戰爭爆發後，烏克蘭女性大量報名參軍。

“烏克蘭一些傳統觀念認為，女性就應該在家裡照顧孩子，以至於一些母親去參軍的孩子會遭到欺凌。”總部位於基輔的女性退伍軍人組織“烏克蘭女性老兵運動”（Ukrainian Women Veteran Movement）負責人卡捷琳娜（Kateryna Priymak）向《鳳凰周刊》介紹說，“之前，女性就算參加前線戰鬥，檔案中也只能寫成後勤部門。”

卡捷琳娜在2014年以來的頓巴斯戰爭中擔任醫療兵，退伍之後，她和同伴們致力於改善軍中女性的工作條件和福利待遇，於是開設了這間負責倡導和服務的機構。

烏克蘭社會之前沒考慮到女性入伍問題，因此女兵的權益需要向政府和立法機關爭取。卡捷琳娜舉例說，烏克蘭的退伍軍人管理法對女性退伍軍人的保護是不夠的，無論是心理咨詢、健康康復，還是就業安排等方面，都是將服務對象預設為男性。因此，她們做了很多工作爭取立法和相關程序的改善。

又比如，直到近期，烏軍才開始在後勤上為女兵配備制服。此前多年，女兵要麼是穿上男性制服，要麼只能由非營利機構提供女兵使用的制服和其他用品。

“女性要付出更多，才能說服男性，我們能夠勝任同樣的任務。”卡捷琳娜說，“在軍中，男人可以有情緒、可以崩潰，但女性不行。我們必須更加自我剋制。我們只能做得比男性更出色，才能讓男性看見我們的專業性。”這意味著，軍中女性要花費更多力氣，才能爭取到較為平等的待遇。

2023年2月20日，拜登和澤連斯基在走訪烏軍陣亡將士紀念牆後互相擁抱。

學者達爾登（Jessica Darden）在美國《華盛頓郵報》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烏軍對於女性在戰場上的存在，依然不夠有意識。“軍方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女性負擔很多功能，比如作為祖國的象徵，併在男性征兵基礎縮小的時候補位。然而，軍方領導人常常認為加入部隊的女性影響了部隊的均一性，並認為她們會讓部隊在戰場分心。”

近年來，性別不平等問題在烏克蘭有所改善，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9年發佈的性別不平等指數（GII），烏克蘭的性別不平等問題要好於大部分東歐和前蘇聯國家，但相比波羅的海國家和西歐國家仍有明顯差距。

烏克蘭政府也推出了許多性別平等政策。比如最高拉達在2022年批准了反家庭暴力的《伊斯坦布爾公約》；2022年通過涵蓋至2030年的關於男女平等的國家戰略。但這些政策是否能落到實處，仍有待觀察。

更不用說，烏克蘭社會有著嚴重的“大男子主義”風氣，這諷刺地反映在該國男女平均壽命的差別上——烏克蘭65歲以上活著的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男性酗酒、暴力，是預期壽命相對較短的重要因素。

除了性別議題外，烏克蘭社會還有一系列需要改革之處。如已經討論多年但缺乏足夠共識推動的農業土地改革，又如教育和醫療系統的改革等。

甚至，一些改革最近出現倒退趨勢。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記者梅爾克澤洛娃觀察到：烏克蘭的反腐工作有“先前進兩步，再後退一步”的問題——澤連斯基政府一方面整頓了地方法院，另一方面於去年12月通過新法律，更改了最高法院法官的產生方式，使得政府有更大權力篩選候選人。歐盟官員擔心，這部法律會為政治操控留下餘地。

最高拉達議長斯特凡丘克去年年底表示，烏克蘭已經通過了歐盟在加入談判開始前尋求的所有立法，但人們普遍預計，加入歐盟的道路會很長，或將持續10年。一些監管機構警告，強大的利益集團準備抵制改革，尤其是在司法系統。

烏克蘭能不能形成一個更有活力，更接近歐盟要求，更有自我更新和優化能力的社會，取決於這些領域的改革是否足夠，也取決於烏克蘭人是否有足夠意願去改變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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